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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城十字街头，一位老太太悄然死去。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她的死亡像一片落叶飘零，无声无息。但在这座滇西北小城，这样的女人何止千万——她们的生命如同横断山脉的风，吹过深谷，拂过山岗，却很少被人注意。
直到阿措开始写小说《沧城》，那些被遗忘的命运才重新被唤醒。她是“80后”办公室文员，却在友人的鼓励下，提笔记录下家乡云南永胜县（她称之为沧城）的女人们。在她的笔下，三名女主人公——被土匪抢上山的伢子、斋姑娘、女赶马人，分别代表了横断山脉间三种女性的典型命运。
战乱时期，滇西北的山间土匪横行。冬天没了粮食，他们就下山劫掠，抢食物，也抢人。阿措幼时的小保姆，她的母亲就曾被土匪抢上山。那个女人扛过了忍饥挨饿、备受虐待的日子，解放后被救出来，重新习惯山下的生活，结婚生育。“在她的胳膊上，我看到了粗糙的刺青，那是她曾经的印记。”阿措回忆道。这些被掳上山的女性被称为“伢子”，她们的人生从此被撕裂，像风中的野草，被迫在山石间寻找生存的缝隙。
而在永胜县三川地区，还存在着一类特殊的女性群体——“斋姑娘”。她们终身不结婚，留在家里，承担着照顾弟妹、抚养侄辈的职责，年老后由侄辈赡养。在阿措的印象中，斋姑娘绝大部分不是自愿的。穷人家孩子多了养不活，年纪最大的姑娘被迫留在家里做劳动力，便成了斋姑娘。为了尊重斋姑娘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当地人不把她们当作女人，而是当男人对待。这种“尊重”背后，是女性个体命运的牺牲与湮没。
更令人震撼的是茶马古道上的女赶马人。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赶马行业中，她们像男人一样，赶着马帮，穿越崎岖险峻的古道，在风雨和风险中讨生活。阿措在书里形容沧城像一汪山峦中的深潭，“四面的水都往里流淌，东南西北的马帮都往这里来，东西南北的赶马人都讲不同的话。”在这幅多元文化交融的图景中，女赶马人的存在，打破了性别与行业的界限。
滇西北女性的命运从未脱离过历史的洪流。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永胜县灵源村涌现出被誉为“滇西才女、民国新流”的高玉柱。这位白族女性，是世袭北胜土知州高长钦之女。高玉柱毕业于大理女子师范，后又在云南大学修业，展现出新时代知识女性的特质。她不仅才华横溢，更有着非凡的勇气。她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土司代表，与纳西族民众代表喻杰才一道，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提交请愿书，呼吁国家承认西南少数民族地位并赋予相应政治权利。她在请愿中提出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在中央与地方特设相关事务机关等诉求。
高玉柱频繁赴沪活动，客观上推动了舆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注。她发起筹组的“西南边疆开发协会”，得到上海地方领袖“群加赞助”。随着日军占领越南、缅甸并进犯滇西，战局日趋紧张。国民政府对云南边疆形势深感忧虑，为此组织“边疆宣慰团”，任命高玉柱为少将团长。她创作的一首七言古风，流露出满腔爱国热情：“潺潺流泉水芳冽，国难当头心欲拆；不是泉温是火焚，誓掷头颅洒热血。铁血三千洒桃花，英雄半属女儿家；平边弥乱秦良玉，持节直追汉军车。”然而高玉柱的生命却在宣慰途中戛然而止。她因感染病菌，于金平县逝世。她如流星般划过夜空，却照亮了滇西北女性参与国家政治的可能。
然而，更多滇西女性的战时经历却充满血泪。日寇入侵滇西后，滇西人民陷入了无尽的苦难。日军占领滇西期间，在占领区建的慰安所约有数十个。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滇西用作隶的女性约有数百名，其中多数是被日军抓来的滇西妇女。潞西市公安局退休民警姜兴治回忆，解放初期他任公安员时，听目击者讲，在一个八月的晚上，日军突然包围了芒市的广姆、芒黑、等项三个村子，抓走了两车小卜哨（傣族姑娘），约五六十人。这些被抓的姑娘，多数都有去无回，只有三个返回家的。
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抗日老兵许国钧老人回忆：“我们攻进腾冲县城时，只见到处是日军尸体，在日军慰安所里，我亲眼看到有十七个中国慰安妇和几个婴儿被日死在那里。”历史的伤痕如此之深，以至于几十年后，这些女性的故事依然让人心痛。她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受害者。
在相对平静的岁月里，滇西北女性同样面临着无形的枷锁。纳西族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定，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性别困境。作为女人首先要勤劳能干——无论是在民间传说故事中，或是在现实生活中，勤劳都被视为美德。所谓勤劳，就是手脚不停地做事，从早忙到晚，从春干到冬，田里家里，从农从商，不停地运转。如牛负重，没完没了地劳动成为妇女的天职。
作为女人要会持家理家。长期形成的“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规定了女人持家理家的角色定位。作为女人，要会生孩子，特别是要会生男孩。父权、父系制的家庭制度决定了生男孩意味着“香火不断”，所以女人的价值也往往体现在能否生育及会否生男孩上。新中国成立以前，西部纳西族许多地方，把女子称为“咪夸”，“咪”是女，“夸”是贱，女人被视为低贱、不洁。
由此生发出了诸多施于妇女的禁忌：媳妇不能与公公及其他长辈男人同桌吃饭；家里来客，妇女不能上桌，只能在灶房吃饭。男人在楼下时，已婚妇女不能上楼。神圣的祭天，成年女子不能参加，也不能吃男人带回的祭天肉...如此种种，成为套在女人身上的精神枷锁。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生活于这样的社会条件及文化氛围中，女人也在无形中形成了自卑、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心理和性格，认命，以寄希望于来世。”她们大都自然地去接受乃至完善这种社会规范。
新中国成立后，滇西北女性的命运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带着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光荣使命前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央访问团，把妇女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组成人员中特意安排了一批以做少数民族妇女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女性团员，设立“妇女组”。经约九个月挚情、艰苦、持续、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央访问团“逐渐掸去大量笼罩在边疆城乡的旧时代遗下的思想观念尘埃”。访问团发现、培养、带出许多对新鲜事物敏感、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富有闯劲的妇女积极分子。
据中央访问团团员高文英回忆，她和妇女组的同事，前后以各种形式接触、探访所到地区少数民族妇女不下两万余人（次）。受她们影响，许多年轻女性自愿、积极要求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其中部分人在访问团工作期间被政府吸收到不同岗位工作。云南民族学院成立时，无论教职工队伍组成，还是第一届学生招生，都充分留意到女性的分量比例。建校时，女性约占教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一。为体现党对少数民族妇女人才培养和妇女工作的重视，学校对学生实行全供给制，逐月给学生发津贴，女生比男生每月多发少许钱，能满足她们当月的卫生需要。云南民族学院成立暨开学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言的是景颇族女生木兰，这一带有象征意义的安排，曾引来各方面热烈关注和美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滇西北女性的角色经历了深刻的重构。在滇西南一个多民族的村寨实践中，农村女性成为家庭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农村经济活动的重要承担者、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接受培训的最多参与者。其背后的运作逻辑是，乡村振兴社区经济的发展使得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与外界交流，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变化使得女性不得不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外出务工者纷纷返回村寨把学到的新理念新技能活用于村寨发展。
与此同时，一项来自中国云南的民族青年女性赋能答卷格外引人注目。云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深耕边疆的公益实践，以传统技艺为桥、以产业赋能为翼，助力彝族、独龙族等民族青年女性实现创业增收与自我价值。在牟定县，云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联合多方力量，打造“协会+公司+会员”的发展模式，不仅建立起科学的彝绣产品定价标准，更通过系统化培训让千余名绣娘技艺升级。项目创新性地链接国际设计资源，将彝族“虎”图腾等文化元素融入现代文创设计，开发出服饰、装饰等十余类创新产品。
在怒江大峡谷，独龙族妇女正用七彩丝线编织新生活。云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牵线搭桥，引入专业力量，通过织物工作室对传统独龙毯进行创新开发。曾经多用于床单、衣物的民族织物，如今被设计成契合现代审美的靠枕、披肩、时尚包包，甚至龙年主题玩偶，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创单品。随着“美拉德配色”等流行元素的融入，独龙毯实现了从生活用品到时尚潮品的跨越。
然而，滇西北女性在当代社会中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困境。在现代传媒塑造出“快乐而美丽”的少数民族妇女形象背后，充分彰显了商业炒作的主导倾向。在滇西北那片神奇的高原上，尤其是在那个迷人的泸沽湖畔，那些美丽的摩梭少女在日月山光中歌唱着、劳作着，在妩媚的山月下自由地走婚。环泸沽湖周围摩梭人的“奇风异俗”一经外界传媒的大肆渲染，便成为众多都市游客向往的目标。
摩梭人旅游业的一大卖点就是他们的走访制习俗，外界传媒在报道摩梭人时，都把焦点放在这种习俗上。这些传媒对走访制的渲染把摩梭人村寨刻画成了一个原始的性乐园和性天堂，这对于都市游客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到泸沽湖的游客都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其中更有些游客，特别是男性，期望能有走访性关系的体验。
面对游客的误解，旅游业最为发达的落水村民众开始不自觉地用“专一”这一形象和标准来要求自己。年轻摩梭女性进入公众活动场所时，大多会遭到无知游客的骚扰和纠缠。当地社会舆论对女子与游客交往也限制较严。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对摩梭男性要宽容得多，摩梭男性与女性游客交往相当自由，也没有太多心理负担。落水村就有摩梭男性与女性游客发生走访性关系的例子。
更令人担忧的是，各种选美活动更成为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商品化的集中体现。四川凉山、云南楚雄两个彝族自治州每年火把节组织的选美比赛及媒体导向，就是在刻意建构美丽的彝族妇女形象。而媒体在美女带来的效益上大做文章，必定带来负面效应。彝族传统意义的选美带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女除有外在的美丽，更强调内心的素养。而现在组织者和媒体报道强调的是形体美、容貌美，异化了少数民族女性的审美观念。在传媒语境中，来源于强势文化、男性立场和商业目的的异化，使少数民族女性的形象在娱乐性表述中经历了多重的变形。
今日的滇西北，老一辈的“斋姑娘”已逐渐凋零，而年轻一代的独龙族织女们正用七彩丝线编织着不一样的人生。在牟定县，彝族绣娘们骄傲地说：“一根绣线连起文化与市场，现在我们的绣品能卖到全国，腰杆都更直了。”
从被土匪抢上山的“伢子”，到担当少将团长的高玉柱；从终身不嫁的“斋姑娘”，到当代创业的彝族绣娘——滇西北女人的命运折射着时代的变迁。她们像野地里的风滚草，生命力旺盛，埋在土里就能生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