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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面对一下损失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是蒙的，来不及考虑未来，首要的是想瞒住家人；有的人得知被骗后情绪崩溃；还有的人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推搡登门的民警，谩骂家人。也有不幸中的万幸，有人在一只脚踏入骗子圈套时被民警及时拉回，有人已经将钱转出，因为民警与多部门工作人员的合力拦截又得以保全。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话术、转账方法不断翻新，民警与骗子的博弈不断升级。据了解，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持续深化“四专两合力”工作思路，牵动各区、各部门协同联动、齐抓共管，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反诈工作机制，取得了“两升两降”的成效。2025年上半年，破获电诈案件数量同比上升16.8%，刑事拘留电诈及关联犯罪人员数量同比上升23.9%；返还群众被骗资金3.6亿元。

　　激烈的争执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一家银行里，57岁的赵女士冲着高她一大截的两名警察喊叫，指着他们不断大声重复，“我没被骗，我那是投资！”

　　民警、银行工作人员只能暂时停止劝说，等着她平复情绪稍稍冷静下来再谈。几分钟前，两名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对赵女士的账户实施了暂时性保护措施，账户里有她将自住房屋抵押得来的160万元，她到银行的目的很明确，取出这160万元进行“投资”，而根据公安部门得到的预警线索，带她“投资”的“专家”是诈骗分子。

　　这个套路现在很常见，昌平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宋文明还原出赵某及类似受害者们的经历。他们从短视频、扫码的红包返利群、网络交友等渠道进入所谓专家组建的“投资群”，根据“专家”指引下载投资APP。在赵女士的讲述中，她所在的群里人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人，大家都和她一样，都是奔着“专家”指导来的。但她并不知道，实际上“大家”和她并不一样，他们都是诈骗团伙的“托”，编造的话术让她信以为真。

　　在赵某抵押房产之前，她已经“投资”了5万元，“一般而言，诈骗分子不会骗过一次就收手”，宋文明说。在银行里，赵某面对民警的劝阻情绪激动，说自己的大事被耽误，一直不承认遇到的是骗子。此时，赵女士的丈夫和女儿在接到民警通知后陆续赶到，暂时平息了她的情绪，也暂时阻断了她被骗的可能。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部署，反诈中心获取的线索，会被按照紧急程度分级。通常而言，系统检测到事主只是接到了诈骗电话，属地派出所的电诈专员会打电话到事主手机，做提醒和反诈宣传；如果预警显示事主已经多次接到诈骗电话，且每次通话时间较长，派出所劝阻专员就会上门干预，防止事主与诈骗分子有资金往来。最紧急的情况莫过于系统预警到事主已经有过向涉诈账号转账的记录，除了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外，分局反诈中心工作人员宋文明会和同事一起立即赶过去。

　　“和骗子抢人。”宋文明这么形容自己的工作。像赵女士那样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的事主并不少见，而要把他们从骗局里捞出来，不容易。

　　曾有媒体工作经验、当过社区民警还自学心理学的宋文明自觉与人沟通能力较强。但即便如此，为了做好劝阻工作，他每天还在不断积累案例，仅刷单诈骗，他就收集到上百种诈骗形式。基于大量的积累和不断的学习，他逐渐摸索出自己的一套劝阻方法，“诈骗分子通常是利用受骗者的心理薄弱点实施诈骗，我在劝阻时就找到这个薄弱点‘叫醒’受害人，用魔法打败魔法！”

　　遇到参与被诈骗的事主，他知道对方怕被外人知道，所以做工作时一般现场没有第三人，先让对方放松下来，没有心理负担后再慢慢说。遇到还没踏出校园的学生，他会“端”着，学生们知道的未必比他少，但从社会经验上入手，他能让自己的表达更具权威，令对方信服。遇到痴迷投资获利，不愿相信自己被骗的人，宋文明一般会直击投资失败对其生活与家人的影响，“吓”住对方，用他的话讲叫“休克疗法”。

　　今年4月的一天，反诈中心接到一条线岁的单身女子何林（化名）网恋了，她以为自己终于找到贴心人，在对方温柔体贴的攻势下逐渐失去了防御能力。认识一个多月后，对方邀请何林一起投资，这在何林眼中是共筑爱巢的选择，便欣然答应。

　　宋文明接到预警消息时，何林已经给“男友”推荐的投资平台上转过钱，具体数目不知。

　　何林是个普通的上班族，和另外两名女性合租在一个城中村。一开始宋文明和同事单刀直入式的提问吃了闭门羹，何林否认自己的“男友”是骗子。

　　这种反应在遭遇杀猪盘的事主身上很常见，因为骗子对他们的洗脑话术里一定会有“这个投资收益高，警察会找上门 ，但你别慌，千万别承认”的提醒。

　　宋文明也早有心理准备，基于这类事主普遍不愿意让“爱情梦”破碎的心理，他向对方讲完诈骗套路后抛出“灵魂三问”，“不管他什么身份，警察都可以帮助核查，你敢吗？”“你从‘投资’平台上全部提现试试，看能成功吗？”“对方是不是让你再投一把？这钱一旦损失了，他不出现，你的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

　　谈话一直在何林的抗拒中进行，从一口否定到一言不发，宋文明没有放弃，试图用对方的“话术”让何林醒悟，何林感觉宋文明简直像亲耳听见了她和“男友”的对话，态度慢慢有了改变。

　　“那你说，我的男友真的是骗我吗？”谈话进行一个小时后，何林发起反问。宋文明心里松了口气，何林动摇了。

　　随后她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全盘托出，“投资”平台上，她分别转过5万元和37万元两笔钱，目前账面余额显示有50万元。当着宋文明的面，何林操作提现，失败了。

　　宋文明后来说，实际上在这一环节，许多平台一开始是可以“回款”的，以便事主继续上头，追加“投资”。

　　提不出钱的何林蒙了，情绪逐渐崩溃，同情绪一起崩溃的还有情感上对“男友”的幻想，她开始接家里人电话，接通了却不说话，只是哭。

　　在何林知道自己被骗的真相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宋文明还在跟进了解她的生活状况，“一方面是怕她再次被骗，另一方面是比较担心她的精神状态。”与单纯的“投资”被骗不同，在何林心里，她还遭遇了感情上的背叛和对自我认知的否定。

　　深谙受骗人心理的宋文明一直觉得，劝阻成功不是工作的结束，真正让受害人走出阴影，从此建立起心理防线才是防范工作的终点。

　　一般来讲，不管是通过“投资”平台，还是遇到“”敲诈或是去年以来常见的“冒充客服”类诈骗，只要有资金转出，钱会迅速被“打散”转至境外。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四支队中队长许晓超参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3年，经历了电诈案件的几次转变，也经历了公安部门对电诈案件打击的不断升级。“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再报警的时间过于滞后，即使案子破了，骗子都抓住了，但很难把钱追回来，追赃一直是电诈案件的一个难点。”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属于新型犯罪，作案路径基本都在网络上，追索真相的途径与传统刑事案件完全不同。13年来，刑警出身的许晓超感觉破获电诈案件越来越像是在网络技术的密林里与犯罪分子博弈。

　　与现在的电诈案件相比，许晓超用“简单粗暴”形容“初代”犯罪分子的诈骗手法——多是“冒充熟人”“猜猜我是谁”“冒充绑匪”等套路。

　　许晓超介绍，当时诈骗团伙分布比较集中，而且网络支付和线上交易也远不如现在这么简单，事主被骗的钱款最终还得由一人去自动取款机提现，因此，案件的突破口往往来自诈骗分子“取钱”那一环。取现的“车手”团队被查获，身后的诈骗团伙就容易被揪出。那时的侦查模式还比较传统，刑侦工作出身的许晓超应对从容。

　　后来，电诈犯罪团伙的规模在扩大，由“小作坊”变成“公司化”，作案地也更隐蔽，网上银行、在线支付的便利，社交网络的多元，都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侦破一起案件、查找犯罪证据需要民警掌握运用电信知识、网络知识、金融知识，对于非专业人员而言每一项都不是容易攻克的难关。

　　在侦办一起系列诈骗案件中，许晓超负责梳理社交账号的聊天内容，面对海量的信息，许晓超一干就是38天。最后整个团伙框架、层级关系、身份角色、证据材料梳理得一应俱全。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民警们一举将该诈骗团伙成功打掉，抓获涉案人员53名。

　　2020年以后，对于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的打击，又是对诈骗分子的一记重创。许晓超介绍，尽管具体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多在境外，但诈骗过程中很多环节都有境内的犯罪分子辅助完成的。例如为诈骗团伙提供用于洗钱分赃的银行卡、用于联系受害者的电话卡，搭建非法信号转接工具，组织洗钱“水房”等，这些被称作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黑灰产业链，是诈骗团伙的“帮凶”。找到“帮凶”是一项高强度的工作，许晓超从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前5年，年均出差200天，跑遍全国各省。

　　从去年开始，情况又有了新变化。诈骗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消费洗钱，在网上诱导受害者通过买购物卡、缴水电费、通信费等方式将诈骗款钱“洗白”。有的诈骗分子选择了更加冒险的方式，让受害者将被诈资金取现，或是购买黄金，再通过快递物流、放置指定地点甚至面对面等方式交接。

　　3月26日，北京警方开始了打击线下涉诈资金交易的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抓获33个取现团伙共计251人。

　　去年9月份，一男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杀猪盘”骗局，在“女友”的教唆下，先后3次购买了大量黄金进行投资。今年5月，就在他第4次购买黄金后，跟身边朋友聊起此事，对方感觉不对劲，怀疑他遇到骗子。在朋友提醒下，男子在“投资”平台上操作想将钱取出，结果失败。他这才报了警。

　　作为一名电诈老侦查员，许晓超感觉，自己一直在找“两根线头”，一个是顺着诈骗分子留下的痕迹拽出背后的嫌疑人，另一个是尽可能及早发现并及时拦截涉案资金，这是挽回受害人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

　　“打击电诈犯罪十多年，他们跑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可破案终究是事后追查，是治已病的下医，受害人经济上和心理上受到的伤害很多是无法完全消弭的。破案越多，我们越感觉做好预防、避免发案才是遏制诈骗案件的‘上上医’。”许晓超因破案多次受到表彰，他也看过太多受骗者的痛苦，他说他宁愿不立那些功。

　　反诈民警们都意识到，如何将预防工作前置，让老百姓不信骗子，不入骗局，才是防骗的根本。在反诈民警许娜看来，跟在犯罪分子身后追打如同“治已病”，会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如果不想办法占领“治未病”的高地，很难从根本上减少群众受害的损失和痛苦。今年以来，许娜所在的丰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团队想方设法跑得更快，“快到什么程度呢？要赶在骗子出现之前就给群众打好防诈骗疫苗，增强对骗局的抵抗力。”

　　丰台辖区人口数量多、城乡接合部多、务工人员多、交通枢纽多，电诈案件一度高发，身为反诈队长的许娜曾经为每天做不完的宣传和劝阻工作焦虑到失眠。为此，她对反诈工作的研究已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定时了解涉诈情况数据、研究新型诈骗手段、策划防骗宣传形式、查补宣传漏洞成了她每日必做的功课，甚至春节假期也一天不停。

　　要让反诈宣传深入人心又何尝是件容易事。大约2012年北京市有了反诈宣传专门队伍，至今10余年时间里，经历了从“漫灌”到“精准”的宣传策略，也在线上和线下全面铺开。许娜总结，其实反诈宣传工作归根到底是一种群众工作，需要群防群治的力量。为此，今年上半年，丰台分局推出党建引领+志愿服务“五个三”反诈措施来破题，许娜和团队成员负责牵动各相关部门进行全方位发动，营造全民反诈、人人反诈的氛围。

　　丰台公安分局将辖区人口分为三类群体，一类是有组织群体，包括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的工作人员等。他们有单位作为组织者，方便开展多种形式的反诈宣传，而且，宣传可以和这些单位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第二类是能组织群体，主要包括私企、个体商户等，他们的成员相对固定，他们的组织架构虽然不很完善，但在关键时候能比较方便地组织起来。最后一类是不易组织群体，主要是在交通中转或就医、购物的流动人群，很难用单一的反诈宣传方式覆盖到。

　　“五个三”中的“三扫”措施即扫楼、扫院、扫单位。所谓的“扫”并不使用任何工具，而是民警们用脚挨家挨户地走、用手挨楼挨门地敲。为了保证不易组织的群体所处位置有看得见、听得到的反诈宣传，许娜和同事们一方面根据最新诈骗类型、案例绘制出海报、警示牌在辖区张贴，编辑成短信、微信、“反诈日报”在线上发送，另一方面利用下班和休息时间，进入楼院单位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尽管不理解、拒绝的声音经常会隔着一道门甩出来，可为了将防范宣传做透，许娜和同事们愣是咬着牙，按照每户必须见人的标准完成“扫楼”。

　　“就是让大家，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都能看见听见，意识到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不要以为我遇不到，我不会上当受骗。”在许娜看来，反诈宣传虽然急迫，但真正工作起来必须要有耐心和能吃苦的恒心，“就得反复讲”。

　　“以为自己不会被骗”是电诈受害者的普遍心态，“身边人的提示有时会更有说服力”，许娜说。

　　为了让反诈宣传和群众走得更近，他们引入了更多社会力量让大学生、社区退休老人成为宣传志愿者，一方面教他们自己把诈骗手段和防骗方法吃透，另一方面还可以推动他们从被动信息接收者到主动信息传播者的转变，并不断扩展延伸出去。

　　在某次宣传活动上，一位老人拿着手机上收到的取快递短信问许娜是不是诈骗短信，如果把电话打回去会怎样。还没等许娜开口，旁边另一位大爷接过话茬，指出短信发送来源的不可靠，接着讲了电话打回去可能会被要求加微信、下载APP、交钱，或者被拉进微信群里刷单、投资等。后来许娜问了才了解到，这位大爷就是自己所住社区的反诈志愿者，他还给现场的同龄人讲了几种老人因为对手机操作不熟悉容易遇到的诈骗类型。

　　在“五个三”机制的牵动下，经过许娜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今年以来，丰台分局举办社区（村）反诈宣传活动4740场次，指导组建各类反诈微信群组约1.5万个，覆盖群众超过全区总人口数量的70%，今年第二季度丰台区的发案同比下降了34.2%。

　　反诈工作开展10余年，民警跟诈骗分子的“赛跑”始终处于“道高一尺魔追一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胶着状态。“路漫漫”，是反诈民警的共同感慨，线索一来，电话一响，他们就知道，得一刻不能耽误地去和骗子“抢人”了。